《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2026—2030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能源发展既涉及国家能源安全保障，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能源安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东地区是国际能源供应的核心区域，伊朗作为中东地区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前，中东地缘博弈局势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将对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和结构性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和消费国，占据全球需求显著份额，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我国能源安全形成供应、通道、价格、供应链韧性等多维度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我国能源安全需要面对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生变
今年2月份以来，中东地区地缘冲突持续加剧，其影响是长期的、深远的，冲突时间越长，这种影响力越大，全球各国都被裹挟其中。
（一）美国试图抢占能源制高点，搅动全球能源不稳定。为缓解其国内压力、转嫁国内危机，美国正通过政治、军事、金融、外交、产业、关税等全方位综合手段，服务于其“锁定资源—控制通道—美元定价—规则垄断”的战略目标，试图构建由美国主导的油气霸权体系。这一行为的本质并非单纯销售美国油气，而是将油气作为战略武器，以巩固美元信用、输血本土工业、稀释美债风险，并实现对全球经济的收割。近年来，美国频繁使用制裁与“长臂管辖”等手段，使得国际经济关系呈现出“非胜即负”的对抗色彩。美国将掠夺和控制世界能源中心、交通要道及能源价格作为地缘博弈核心工具，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已将传统权力观凌驾于二战后数十年逐步形成的国际能源治理规则之上，全球能源治理体系进入激烈的“板块运动”期。从长远来看，这不仅对全球贸易带来不确定性挑战，也对全球能源安全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冲突不能彻底结束，全球能源市场有可能被推向一场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能源安全已成为各国国家战略的核心考量，能源的地缘属性、战略属性显著强化。
（二）全球石油供应梗阻，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能源涉及产业链上诸多产业节点，只要能源价格有所波动就会对其下游产业产生广泛影响，既有作为原材料对生产链各环节的影响，又有作为燃料动力对各行业生产和民生保障的影响。美以伊冲突不仅冲击全球石油、天然气能源价格，还将波及全球能源贸易格局、供应链成本、金融稳定等一系列衍生问题，石油供应梗阻引发全产业链连锁反应。供给端的原油价格上涨传导到工业、农业、交通、化工等多个领域直接抬高电力、钢铁、化工、建材、机械等行业的生产成本，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必然受到牵连拖累。
如果自由贸易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不稳定尤其能源供应贸易遭受威胁或重构，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对全球经济产生较多负面影响。一方面，成品油、化工原料等直接能源产品价格飙升。以化工行业为例，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乙烯、丙烯等基础化工原料价格同步上涨，进而推高塑料、橡胶、化纤等下游产品价格。另一方面，物流、制造业等下游产业链成本大幅抬升。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需求受抑，形成“成本上涨—产品涨价—需求萎缩”的恶性循环，对全球经济稳增长形成强外部压力。更严峻的是，未来的能源供应梗阻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全球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剧，这将使本就疲软的全球经济陷入“滞胀”困境，经济复苏步伐可能被迫放缓。
（三）国际油气价格剧烈波动，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国际能源署指出，当前市场的核心问题并非石油总量短缺，而是能源能否安全、稳定、低成本地进行贸易。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关键海上通道，全球约20%的石油贸易、日均近2000万桶原油以及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都需要经过该海峡，其被称为世界经济的“石油阀门”和能源进口“生命线”，对全球能源市场供需平衡发挥着关键调节作用。美以伊冲突给全球能源市场造成了不可预期的剧烈震荡，也让产业链各环节承受严酷“烤”验，波及国际油气价格剧烈波动、全球供应链紧张、通胀预期回升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受此影响，能源供给端不断收缩化石能源供给，部分海湾国家因外溢传导效应，开始削减原油产量和炼油加工量。与此同时，国际油价犹如坐上“过山车”，油气价格波动传导至金融市场，引发连锁震荡，国际油价从70美元/桶快速飙升至100美元/桶以上，最高一度逼近120美元/桶关口，近期又回落至80美元/桶，不排除未来随着中东局势的反复，油价继续大幅上升至历史高点甚至再创纪录。全球石油贸易的“效率优先”原则正逐步让位于“安全优先”；油气进口国将主动承担更高成本，以保障供应的稳定性。能源价格的持续上行推高全球通胀预期，油气涨价推高成本传导效应日益显化，即便冲突结束，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与格局几乎难以恢复至战前状态。
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
美以伊冲突并非单纯的区域性冲突，而是推动全球能源供应链体系变革和重构的重要节点。尽管中东局势长期化趋势尚难定论，但叠加全球能源转型关键期的背景，全球能源供应链安全将愈发呈现出供给体系变革、安全体系承压、转型步伐加速三大核心发展趋势，这将对我国能源供应链安全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全球原油供给迎来第四次系统性变革，供需平衡加速再调整。能源供应格局变革，历来深刻重塑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二战后原油供给曾有过三次变革：第一次是1970年代中东石油战争带来全球原油供给收缩，产油国对欧美实施石油禁运，油价从不到10美元/桶飙升到30美元/桶；第二次是1980年代随着南美海上勘探技术突破，北海、阿拉斯加、西西伯利亚等非欧佩克（OPEC）产区进入高产状态，并在1985年供给占比首次超过OPEC产区，OPEC通过减产保价策略争夺市场份额，但收效甚微；第三次是2014年美国页岩油革命成为关键拐点，2009年至2011年国际油价长期处于高位（90美元/桶至100美元/桶），助推美国奥巴马政府“全面能源战略”落地，页岩油产能大幅释放，重构全球原油供需平衡。
今年以来，美以伊冲突扰动能源供给预期，叠加持续四年的俄乌冲突局势形成二次冲击，进一步加剧市场不确定性，推动全球进入原油供给第四次变革，促进全球能源产供销储运体系重塑。在此背景下，美国强化全球能源主导布局，中东加速石油经济转型、完善贸易协商机制，亚洲主要进口国或将深化区域能源协作、联合议价，对冲长期存在的“亚洲溢价”问题，以维系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及有序性。在发展机遇、矛盾、挑战并存的“十五五”期间，随着能源安全受压，能源供应链韧性及安全整体风险加大，新形势下联动效应传导将对我国能源供应韧性与安全构成新挑战。同时明势定向，也为新发展周期深入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保障能源供应及能源布局持续优化提供重大发展机遇。
（二）能源安全体系经受韧性“压力测试”，应急储备成核心抓手。全球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将会通过金融预期、能源安全、物流供应链三个维度同时施压，迫使世界各经济体，尤其是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线路的重要经济体在“阵痛”中寻求破局之道。国际能源署（IEA）协调32个成员国从紧急储备中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战事导致的全球石油供应紧张及价格的飙升；美国动用约45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旨在平抑燃油价格上涨；韩国宣布释放了史上最大规模的2246万桶原油；日本释放约8000万桶战略储备，创下“15天民间储备+1个月国家储备”的历史最长释放天数。我国为保障国内能源市场稳定，在保持成品油价格机制框架不变的基础上，实施临时性价格调控措施，有效缓解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直接冲击，同时适度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一方面保障了我国重点领域、重点地区的能源供应，彰显了我国能源安全体系的基本韧性；另一方面也对缓解世界能源紧张，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我国能源储备的规模、布局、动用机制仍需要进一步弥补和强化。
（三）能源危机倒逼转型加速，清洁低碳成为全球能源安全新刚需。在全球贸易波动加剧、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各国一方面拓宽境外资源供应渠道，对冲国际“黑天鹅”“灰犀牛”等各类突发事件影响；另一方面深挖新兴能源市场，培育供应增量、补强产业链韧性。地缘冲突持续发酵，凸显化石能源进口依赖风险，传统能源体系面临资源供应链风险加剧，各国进一步提升能源安全战略层级。欧盟直面能源供给短板，依托“REpowerEU”计划深化能源多元化与绿色转型；德国加码新能源车补贴政策，降低高价不稳定油气进口依存度；英国对海上风电核心零部件实施零关税，提速新能源产业布局。当前形势下，能源转型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从被动保障供给向主动构建绿色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转变，加速全球清洁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转变，能源消费结构从“化石能源主导”向“清洁低碳能源主导”转变等已经成为全球各国共识，清洁低碳成为全球能源安全的新刚需，更成为保障能源供应、降低对外依赖、提升能源安全的核心力量。
长期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前瞻布局能源安全战略，通过供应链多元布局对冲原油供给风险。一方面，我国持续优化进口格局，拓宽中东、拉美、非洲、中亚及俄罗斯多元渠道，依托中俄、中哈、中缅及在建中巴输油管网，筑牢跨境能源安全生命线，有效分散地缘政治风险；另一方面，纵深推进绿电发展，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全球70%风电设备、80%光伏组件产自中国。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测，2026年全国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预计将首次超过煤电装机规模，到2026年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合计装机规模达到总发电装机的一半。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紧扣统筹发展与安全要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建设“能源强国”，规划目标设定更为量化具体，如非化石能源实施“十年倍增行动”，核电装机从7000万千瓦目标提升至1.1亿千瓦等，加速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和能源转型。
新形势下强化金融支持能源安全保障的相关建议
（一）锚定能源强国建设目标，加强能源金融支持体系建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建设能源强国战略的擘画，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是迈向能源强国建设的关键起步期。立足全球能源格局深刻变革大势，紧扣“统筹发展和安全”主线，以“十五五”规划纲要为指引，相关行业企业要立足能源资源禀赋，多措并举强化能源金融支持能力。
一是强化政策顶层设计，完善能源金融政策支持体系。顺应“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能源安全领域的信贷投放，加强原油产量、天然气产量、页岩油气、海洋油气等增储上产计划和战略目标与金融政策协同，制定和实施《国家能源金融发展战略规划（2026—2035年）》，明确能源金融发展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将能源金融纳入国家能源安全与金融安全战略体系。二是立足重点盆地和重点领域，提升能源金融服务能力。加大天然气勘探开发与利用金融支持，全方位满足能源安全领域的融资需求，支持国内天然气勘探开发、煤层气、致密油气、页岩油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提升国内天然气自给能力，同时为“走向深蓝”战略实施的浅海、深水能源勘探等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三是推动能源金融市场开放共赢，提升国际能源金融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能源金融治理，提升我国在国际能源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为能源安全提供金融支撑。综合运用我国在军事、科技、贸易等方面的强大实力，支持我国金融机构与能源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能源资源开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贸易与金融合作。
（二）深耕能源金融赋能工具，提升能源储备和调节能力。能源储备是应对供应中断、平抑价格波动的关键支撑，石油储备更是各国保障能源安全的核心基础。国际通用标准将50%石油对外依存度划定为“安全警戒线”。当前，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偏高，叠加地缘冲突加剧，能源运输链条脆弱性凸显。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能源储备建设起步较晚，短板弱项仍需加快补齐，充分发挥储备“稳定器”“压舱石”作用，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快战略储备设施建设，扩大储备规模，优化储备布局，提升储备调节能力，夯实能源安全供应保障基础。
一是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提高能源储备体系建设。加大助力大型储备基地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重点支持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天然气储气库、煤炭储备基地、成品油储备库等设施建设。推动能源储备基础设施REITs试点，支持能源储备企业通过发行融资工具，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储备设施建设。二是创新储备运营金融产品，提升储备调节效率。围绕能源战略储备收储、保值全流程，创新“精准滴灌”的金融产品，提升储备运营效率与保值增值能力。完善分布式梯度储备制度，形成国家战略储备、地方储备、央企商业储备和中小商业储备体系，进一步提升储备供应时长安全标准冗余空间。三是健全储备金融风险管控机制，保障储备资金安全。能源战略储备涉及巨额资金投入与价格波动风险，需建立健全全流程、全方位的储备金融风险管控机制，保障储备资金安全与稳定运行。建立能源储备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强化储备项目投融资风险评估，规范储备资产套期保值风险管理，确保储备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三）加快能源转型步伐，推动多种能源互相耦合共同发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立足‘双碳’目标与能源安全需求，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快能源转型步伐，大力发展清洁低碳能源，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清洁能源规模化、多种能源耦合化发展，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核等多能并举，实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这为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建设能源强国指明了方向，也为金融行业提升服务提供了重要发力点。
一是坚持规划先行，健全新能源发展战略蓝图和技术路线。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要锚定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的目标任务，从顶层设计走向全面落地的关键节点，统筹中长期能源优化布局，谋划对能源重大战略、重点领域的优质金融服务，构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全方位清洁能源金融支持体系，推动能源领域和金融行业的融合发展。二是金融支持化石能源清洁化转型，降低化石能源依赖。把握能源体系更替演化的内在规律，多能互融，加大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水能、核能等非化石能源多元低碳能源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为新兴能源技术产业的规模化扩张和结构性增长提供兜底保障。三是金融支持储能技术研发，培育能源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短期保供、中期多元、长期转型”为战略主线，完善金融支持政策，推动能源结构加速绿色转型，加大对新能源、储能、氢能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示范的投入，为缓解能源与需求的时空供需矛盾提供安全保障。
（四）丰富能源金融产品服务，多维赋能能源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牵系的链条长，能源项目全周期的初期、建成期、运营期、投产期、转型期等均需具备可融资性，尤其油气勘探、储备基地、能源转型等多领域项目普遍具有重资产、长周期、高资本密度的特点。能源产业从勘探、开发到生产、加工再到运输、销售等各个阶段以及新能源、新材料、储能等新兴产业建设，因此产业资本嵌入能源产业链各个环节，为能源产业发展提供全周期精准金融支持至关重要。
一是强化产业资本引领，健全能源期货与风险管理工具。扩大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加强在油气勘探开发、煤化工及风电、光伏、储能等清洁高效利用等方面的中长期信贷与债券支持。促进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丰富能源行业的套期保值工具，推出航运保险期货、运费衍生品对冲关键运输通道的地缘政治、不可预期的风险。二是加强能源供应链金融创新，破解能源融资瓶颈。设立能源贸易专项信贷额度，建立石油储备金融化机制，优化金融供给、打造产业链金融等举措，打通能源“运得起、储得住、用得稳”瓶颈，为能源企业持续稳定供应提供资金支持。三是有效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注入能源转型长期资金。加快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形成“政策引导+基金支持+碳市场反哺”的资金闭环，为绿色燃料、新能源、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和成本补贴。推出能源供应链金融、储能资产证券化等金融产品，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投入能源项目，匹配能源长周期投资需求。四是创新数智化金融新范式，构筑能源金融安全网。构建数字化能源大宗商品金融平台，基于实时供需数据特别是油价剧烈被动时，为平抑市场、保障民生提供精准定价和风险管理服务。扩大原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的人民币结算规模，降低美元结算依赖与波动风险，提升能源贸易的金融安全。
（作者为自然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参考文献
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
②任泽平.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物价水平的潜在与实际影响[J].经济研究,2012(8):67-68.
③韩忠楠.国际能源署:2025年全球能源投资预计达3.3万亿美元，中国贡献显著[EB/OL]证券时报网，2025-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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